湘江與湖南文化的N個側面
專欄:湖南記憶
發布日期:2020-07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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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張偉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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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色中,漁舟緩緩行進,在波瀾不驚的湘江中。在中國歷史上,一般來說,連接首都和主要外貿港口的交通線路特別重要,它基本上就是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大動脈。今湖南,特別是湘江流域的循吏之多,十分引人注目。

夜色中,漁舟緩緩行進,在波瀾不驚的湘江中。江心,是橘子洲頭,年輕的毛澤東以雕塑軀殼仍然屹立,看湘江北去正是這條江。影響了一代代湖南人,也包括從湖南走出去的這位開國領袖。

湘江,因毛澤東的詩詞以及他晚年橫渡湘江的壯舉而大著于世。但這條自南而北流經湖南全境的河流,對湖南而言,卻是名副其實的母親河。它與其匯入的洞庭湖,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,帶來了獨樹一幟的湖湘文化,并影響了湖南人既保守又開放的性格……

在長沙,一座現代的橋,連接了湘江的東岸和西岸。車來車往,人行其上,現代便捷的交通突破了原本封閉的湘江流域。湘人一旦方便出江便天高海闊、鳥飛魚躍了。

一條湘江水 兩種湖南人

俗話說,一方水土養一方人??墒?,同一條湘江,在古代和近代養出了幾乎完全不同的兩種人。清中葉以前,湖南人在國史上罕有表現。用湖南近代知名革命黨人楊毓麟的話說:“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,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”。然而到了近代,湖南人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。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,“扎硬寨,打死仗,好漢打脫牙和血吞”的湘軍將帥打出總督14人,巡撫13位。此后每一波社會風潮,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,“手把紅旗旗不濕”。先師譚其驤院士在民國時就注意到:“清季以來,湖南人才輩出,功業之盛,舉世無出其右?!倍搅斯埠蛧_國,湖南人的表現更加卓異。1955年授銜時,十大元帥湖南人占3位,十大將湖南人占6位,57名上將湖南人占19位。再加上一些未能授銜的重要人物,種種盛況,更是讓其他省區難以企及。

這樣一個古今對比,讓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學者傷透了腦筋。同一方水土,為何在悠長的古代如漫漫長夜,偶爾才驚現星光點點;而到了近代卻風起云涌,氣象萬千,不僅有璀燦群星輝映天際,還有紅太陽籠罩一世。莫非,一方水土的發皇果真有所謂“氣數”在?

從科學角度討論,應該說,所謂“氣數”其實是某種發展契機??v觀千古,湘江流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實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趨勢。大而言之,可謂一波三折。其背后原因,則與湘江交通形勢的變化深有關系。

交通與氣運

“獨立寒秋,湘江北去”,毛澤東《沁園春·長沙》的首句很詩意地描寫了湘江的流向。作為長江中游右岸支流,它有兩個突出特征。

一是其流域足夠廣闊。特別是在它左側,資水流域較為狹窄,且資水中上游與湘江中游的橫向交通非常方便,較之與資水下游更為方便。這就使得資水流域的經濟文化與湘江流域密不可分,等于擴張了湘江流域的容量。這樣的容量足以成為一個空間單元,孕育出自成特色的地域文化。

二是在湘江下游和長江之間,汪著一個洞庭湖。它吸納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,“枯水一線,汛期一片”,極大地強化了湘資流域的地域完整性。

早在秦代,湘資流域就單獨設置了一個長沙郡,表明已意識到了這一地域單元的存在。東晉時(公元307年)此地設為“湘州”。中唐以后,此地又屬于“湖南觀察使”,從此出現了“湖南”的地名。逶迤至清代,與沅澧流域共設為湖南一省。

影響湘江流域發展運勢的是它的走向。自古以來,它就是溝通珠江、長江兩大水系的孔道。正是這一點,導致湘江流域的發展出現了波折。

波折來源于全國總體的交通形勢。在中國歷史上,一般來說,連接首都和主要外貿港口的交通線路特別重要,它基本上就是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大動脈。秦漢時期,首都位于關中,外貿港口以北部灣為主,湘江流域正處在這兩點之間最短的聯線上,交通地位十分重要。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秦始皇、漢武帝兩次經略嶺南的行軍路線。

秦始皇征嶺南時,兵分五路,其中四道在今湖南,三道經由湘水。這三道是:溯耒水而過騎田嶺一道(大致沿今京廣線),溯瀟水而至今廣西賀州一道,溯湘江上源至漓水一道(另兩道分別取道于沅水和江西的贛水)。為了通糧道,還在湘、漓二水上源特地開鑿靈渠,以溝通長江、珠江兩大水系,這在當時是絕不多見的位于南方的交通工程。其后漢武帝攻南越,行軍布署與此同出一轍。湘江作為其時南北交通孔道的意義不待贅言。

占據如此的交通優勢,其時湘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發展可謂蒸蒸日上。自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,南方的經濟文化水平較之北方大為落后。是一次次的北方人口大南遷,促進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,從而到唐代以后實現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。目前學界習知的北方人口大南遷有三次:兩晉之交的永嘉南渡,中唐安史之亂,兩宋之交的靖康南渡。這三次的遷入地均以長江下游地區為主。事實上,在此之前,兩漢之交也有一次北方人口的南遷浪潮,其分布主要在湘江流域。

與移民的南遷相呼應,東漢有不少史稱“循吏”的地方官在南方推行教化,傳播儒家文化理念。今湖南,特別是湘江流域的循吏之多,十分引人注目。先是有衛颯,任桂陽郡(治所在今郴州市)太守。由于當地風俗與蠻夷相近,“不知禮則”,衛颯到任后從兩方面著手,一是興辦學校,二是改變當地不合儒家理念的婚俗,很快就取得了移風易俗的效果。衛颯之后,又有茨充、許荊、欒巴先后為桂陽太守,對這兩個方面都很注意。這是湖南洗脫蠻風的開始。

盡管當時湘江流域的文化發展水平很有限,但勢頭,是可喜的。

可惜這一勢頭到了魏晉以后急轉直下。一方面是外貿港東移,嶺南的港口東移到以廣州為主,東部沿海也陸續興起了一些外貿港口;同時,國內的政治重心也不斷東移。東吳、南朝均偏安于建康(今南京);隋唐首都在長安,北宋定都開封,元代以后東移至今北京。隋代又開鑿了大運河。這一形勢使得首都與外貿港之間最便捷的連線,亦即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動脈長期穩定于東部。而翻過南嶺的交通線路雖有四道在今湖南,江西僅一道,可是江西這一道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湖南四道。

在這樣的態勢中,湘江流域就眼睜睜看著原本落后的江西從南朝以后迅速崛起,宋代極盛時且成為全國最發達的所在。唐宋古文八大家,唐代韓愈、柳宗元兩位都是北方人;宋代六家,全在南方。宋代這六位中,四川三蘇,其實是一家子,多少有點裙帶成分;而江西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三家,個個都是實打實的。即此已可見當時江西文運之旺。

而湘江流域,卻漸次淪為當時人眼中的文化邊疆。中唐以后詩圣杜甫避地湖南,目睹湘江清澈幽深、四下卻空曠無人,情不自禁地發出了“湖南清絕地,萬古一長嗟”的感嘆。另一位詩人徐安貞的感覺更離奇。徐安貞流落到衡山的寺廟里,無法北歸。碰巧他的老相識、書法家李邕到南岳游覽,這才把他帶回去。走到長沙,他無限感慨,說:“瀟湘逢故人,若幽谷之睹太陽!不然,委頓巖穴矣!”湘江流域而如此荒遠,恐怕是秦漢時人不曾夢見過的。

等到這一局面有所改變,已經是明代開通滇、黔以后。云南、貴州往來中原都要取道湖南,由此湖南的地位大為上升。這一形勢本來直接繁榮的是沅水流域的鎖鑰常德,但由于它提振人氣,湘江流域也跟著受惠。湖南到清中葉以后人才輩出,云蒸霞蔚,就其社會經濟基礎來說,從明初以降就已經在積累了。要是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,當太平天國席卷長江中下游,清朝內憂外患、四面楚歌之時,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,挽狂瀾于既倒,終至為清王朝芟平大難,創造出一個中興的局面。


端午時節,湘江上總會傳來賽龍舟的號子聲,或許是因為靠近屈大夫投身的汨羅江,湘江這個節俗比別處更加興盛,也更具儀式性。湘江流域的封閉性帶來了湖湘文化的多種獨特性。楚學也離中原而獨行自成一派。

楚學離中原而獨行

湘軍的作風艱苦樸素,干菜飯,粗布衣,有如通常所謂的“叫化兵”。但這是一支有戰斗力的隊伍。

咸豐四年(1854年)十月初一,湘軍名將羅澤南率2600人在鄂東長江邊的半壁山前與太平軍對壘。太平軍主將燕王秦日綱坐在將臺上,龍旗黃傘,調度兩萬余人,兵分數路,將湘軍包在中間。湘軍嚴陣以待,堅忍不發,相持達兩個時辰之久。眼見得太平軍銳氣已盡,羅澤南大旗一揮,湘軍突起急攻,大呼沖陣,連在軍營里幫忙的后勤人員都持刀拼殺,殺得太平軍一敗涂地。對岸田家鎮的太平軍船只四千余艘也被焚燒殆盡。此役湘軍一舉奪下半壁山,取得成軍以來的空前大捷。

類似戰例在湘軍戰史上屢見不鮮。

這種戰斗力來自其強大的精神力量。而這精神力量,又源于湘軍將帥的學問。

湘軍的一大特點是書生帶兵,將帥們閑暇時不忘研討學問。羅澤南臨死還書寫了一個警句:“亂極時站得定,才是有用之學?!鳖H可以反映當時湖南士人的問學旨趣。

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闿運去世后,同鄉熊希齡曾撰有一副挽聯,上聯寫的是: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,讀《湘綺全書》,直接三閭大夫,船山遺老?!边@句話流傳很廣,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風氣。

所謂三閭大夫,指屈原。屈原忠君愛國,“哀民生之多艱”,深刻地影響了湖湘間讀書人的精神氣質。船山遺老指王夫之,他的學問現在被認為與顧炎武、黃宗羲齊名,號稱清初三大家。但這一地位其實是到了清末才有的。在湘軍成功前,他的影響其實有限。

特別有意思的是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”一句。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學問自成風格,講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學。所謂“中原”并不是指真的中原,而是指清代學術主流。熟悉學術史的人都知道,清代的主流學問是漢學,其興盛之地并不在中原,而是在江南。一部清代學術史,幾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學術史。

熊希齡采用了一個非常詩意的表達。換用平常語言,錢穆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有一個總結:“清儒考證之學,盛起于吳皖,而流行于全國,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?!?對此,湖南人自己當然也不乏清醒認識。早在清季,郭嵩燾便寫道:“乾嘉之際,經師輩出,風動天下,而湖以南暗然,無知鄭、許《說文》之學者?!币簿褪钦f,湖南在清代沒有受到多少主流學術的影響。

這樣,問題就變得很有意思。當一種學術思潮風動天下,而湖湘之間居然未受影響。這是怎么做到的?

推究起來,這其實與湘江的水系結構深有關系。上文已述,在湘江和長江之間,隔著一個洞庭湖。

說起洞庭湖,人們一般總會詩意地想起“八百里洞庭”、“煙波浩淼”等一干詞藻,把它想象得很美??墒?,在傳統的水運技術條件下,它嚴重地阻礙交通,曾讓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卻步。

早在晉代,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對于交通的阻塞作用。之后歷代均有人對此發過牢騷。如唐人方干句的“三湘漂寓若流萍,萬里湘鄉隔洞庭”。對此最恨的當數明代的湖南士子。由于要到湖北武昌去應鄉試(考舉人),洞庭湖的存在,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苦惱。

清初兩湖分省時,“分闈”(湖南單獨舉行鄉試)當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訴求。從吁請分闈的呈文中,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應試有多少麻煩。湘潭人陳鵬年寫道:“洞庭之水,自夏初至秋,蓋巨浸汪洋,綿亙數百里,狂風惡浪,發作不常。每當大比之年,貧寒士子,或十數人、或數人斂費僦舟,沖濤而往,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,一番淪波則各郡縣引以為戒。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,有終身未見場屋者?!?/p>

幾番上奏之后,連雍正皇帝都感到于心不忍。為此在雍正元年給禮部下了一道諭旨:“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,必經由洞庭湖。湖水浩瀚無涯,波濤不測。六七月間風浪尤險,間有覆溺之患。朕心甚為惻然?;蛑潦孔游繁茈U遠,裹足不前,又非朕廣育人材之意?!边@才決定讓湖南、北分闈。

地方官受利益驅動的訴求往往都不免言過其實。但上述為吁請分闈而描述的湖南士子前往武昌趕考的苦楚,應基本上屬實。百余年后,同治《桂東縣志》在夸耀當地文教事業的進步時得意地宣稱:“往歲阻洞庭,鄉試不上十人,分闈后爭自勸學,登甲乙者不絕?!笨梢姸赐ズ寫囀孔油反_實有那么回事。

湖南、北分闈,湘籍士子不必遠涉重湖就能應鄉試,總體上應該講是件好事。有利于湖南的文化發展。但刀無兩頭利,這中間也不無負作用。那就是讓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,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閉。

清代考據學風行天下,三湘四水間未受到影響,形成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”的局面,不能說與其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毫無關系。


消夏的人們,在湘江邊的雕塑前閑聊。他們或許并不知道,小船上的銅像是左宗棠和林則徐。船似乎是江邊人傳統生活的象征。青年的左宗棠,在船上見到了自己敬仰的前輩林則徐,也從此走出了湖南。

而在美麗寧靜的湘江上捕魚的生活,如圖所示則是留守湘江的寫照。

攝影/盧七星

頑固守舊與開風氣之先

湘軍的成就極大地激勵了湖湘后輩的人生理想。尤其湘軍主帥、謚號“文正”的曾國藩,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為人生楷模。毛澤東年少時對曾國藩尊崇有加,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:“愚于近人,獨服曾文正?!?/p>

這種想法顯然不是毛澤東一人所獨有。辛亥革命時,鎮守長沙的清軍將領(總統全省巡防營兼中路巡防營統領)黃忠浩也是曾國藩的腦殘粉。當聽到起義的風聲時,他覺得為清廷平定叛亂、成為曾文正第二的時機到了,一心與革命黨為敵;終于在撫署門口被一個炮兵捅傷,就此被捉牢,隨后推出小吳門斬首。未能建功立業,倒成了替清王朝殉節的第一人。

很多人注意到近代一些著名的新派人物出自湖南。同時,湖南也有很多著名的守舊人物,而且,守舊得很頑固。思想史學者蔡尚思先生在《中國思想研究法》就注意到這一現象:“戊戌運動,極端維新派的譚嗣同、樊錐、熊希齡、唐才常等,和極端守舊派的王先謙、葉德輝、曾廉等,皆是湖南人;辛亥起義,湖南首先響應,而頭一個為滿清殉節的將官黃忠浩,也是湖南人;洪憲稱帝,最擁護帝制的籌安會領袖楊度,和最反對帝制的討袁軍領袖蔡鍔,也同是湖南人?!?/p>

蔡先生的這一歸納并非他個人獨到的發現。早在清末,湘人譚嗣同就曾沉痛地寫道:“中國沿元明之制,號十八行省,而湖南獨以疾惡洋務名于地球?!宦勈乐Q精解洋務,又必曰湘陰郭筠仙侍郎、湘鄉曾劼剛侍郎,雖西國亦云然?!弊T氏僅以洋務立論,顯然,所謂“疾惡洋務”即頑固守舊,而“精解洋務”則可謂開風氣之先。郭筠仙即郭嵩燾,曾劼剛為曾國藩長子曾紀澤。這兩位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,出使期間均深得國際社會好評。

何以這兩個極端的思想能薈萃于湖湘?

筆者認為,這同樣是自然、社會環境的封閉而造成的結果。

一般來說,環境封閉,信息較為滯后,其中流行的思想觀念,必然有不少是較為陳舊的。偏偏湖南民風倔強,很容易安于故常。因此,如果一個湖南人很少與外界交流,或雖與外界交流而不認可、不接受外面的思想,其觀念就會趨于守舊。以湖南人的倔脾氣,守起舊來,那就不是一般的守舊,而會守得很徹底,很頑固。

近代以來,不少人對于湖南的守舊恨得真是牙根發癢。譚嗣同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:“三十年來,湘人以守舊閉化名天下?!绷簡⒊苍谖煨缇S新前與朋友談到湖南時說:“守舊之堅亦過于他省?!边@一點,自進入信息化時代以來,應該說已經改變了很多。但仍不免有一些遺風余韻??纯春骈g一些文化設置、文化產品,讓人不能不感慨,一個地方要在文化上有所改變,確實不那么容易。

關鍵是怎樣接收和轉化新的信息。當一個人走出封閉環境,接觸到外部世界的刺激,如果他理性對待,意識到不能不有所調整,那么,他就會逐漸有所改變。以湖南人的脾氣,如果具備這樣一個態度,他就會走到最前列。近代那些開風氣之先的湖湘人,差不多都受到了這樣一種心理驅動。

無疑,一個人具有怎樣的態度,與其受到的刺激密切相關。在傳統時代,湖湘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,最干脆的一個做法就是走出湖湘,即所謂“出湖”。

著名湘籍史學家陳旭麓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:“童年,常聽長輩說某某‘出湖’了,那是說他有了出息,出了頭。但我不明白為什么要叫‘出湖’,詞源何來?過了許多年,才知道‘湖’是指洞庭,‘出湖’就是出洞庭湖?!赐ゲㄋ鸵簧畞怼?,八指頭陀出了湖;《洞庭湖》雜志創刊,湘籍留日學生出了湖。湖南的名山勝水,就是這樣鼓舞著她的兒女前進?!?/p>

陳先生1918年生人,他的童年應該指上世紀20年代。從他所舉的事例來看,“出湖”的觀念是從前清一直傳下來的。有理由相信這一觀念在湖湘早已存在了很久。陳先生用他的豪邁和深情,抒發出湖南的名山勝水激勵湖湘兒女前進的一面,可是讀下來也不難想象,那份豪邁背后又藏著多少無奈、多少苦楚?!俺龊本捅硎居谐鱿?,活生生地反映了那時從湖湘走出去有多么艱難。

如今,技術日新月異,社會滾滾向前,“出湖”早已不是問題。令人憂慮的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,地域文化該如何傳承。筆者相信,山水有靈,湖湘間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傳統,仍將一如既往地對湖湘兒女產生或明或暗的各種影響。


聳立湘江江畔的杜甫閣,是大詩人曾造訪的見證。不僅是造訪,漂泊和離亂中的杜甫最終病逝于湘江的小舟之上。留下了無數與湘江有關的詩句,諸如:沄沄逆素浪,落落展清眺??墒?,湘江又何止給詩人以靈感,它影響了一方水一方人一方文化,至今依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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